國家稅務總局稅收科學研究所李萬甫

死亡稅率是什么？

日前，有關媒體相繼報道“死亡稅率”問題，有關人士認為，“死亡稅率――當前經濟持續低迷的真實原因”，“稅率之重，接近企業的‘死亡線’”，“我國長期實行重稅主義的后果，就是經濟動力和活力的下降”。歸結起來，其核心要義就是：稅負過重嚴重影響企業生存空間，是導致經濟下行壓力的主要原因。情況果真如此嗎?

一、“死亡稅率”之說，嚴重誤導了社會公眾

源自有關媒體的報道，“當前我國企業實際稅費負擔接近40%，對企業來說意味著死亡。”或稱作“死亡稅率”。這一說法的提出，足夠吸引社會公眾的眼球，激起了社會公眾特別是企業界對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情緒宣泄，引發社會公眾對稅負問題的誤解，帶來一系列負面效應。所謂的“大部分企業利潤率都不到10%”與“30-40%的稅費負擔”存在怎樣的內在關聯?需審慎對待，尚難以簡單評價!至于30-40%的“死亡稅率”是“我國當前經濟持續低迷的真實原因”這一結論，嚴重曲解和低估了導致經濟下行壓力的深層次原因。實際上，形成經濟增速下滑的誘因是多方面的，既有體制因素，又有制度因素，也有市場環境變化的因素。如果按照這一邏輯思維，是否可以這樣遞推出：只要企業稅費負擔降低了，經濟下行壓力就會得到遏制。顯然，經濟運行狀態的轉變遠非這樣簡單。至于“中國宏觀稅負與經濟增長之間呈負相關關系”。事實上，我國宏觀稅負近些年來一直穩中有降，特別是一系列減稅降負措施的陸續出臺，企業的稅負大大減輕，但同期經濟增長卻出現了較大幅度的波動，由最初的兩位數的高增長到目前6.7%的增長。可見，簡單推論出宏觀稅負與經濟增長之間負相關的結論，是不能成立的。

二、正確看待宏觀稅負的水平

宏觀稅負并沒有一個統一的口徑，通常結合政府收入構成狀況，分為大、中、小口徑：大口徑宏觀稅負是指政府全部收入占GDP的比重，按照IMF統計口徑測算，2012—2015年我國宏觀稅負接近30%，遠低于發達國家平均水平42.8%，也低于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33.4%;中口徑宏觀稅負是指稅收收入和社會保障繳款之和占GDP比重，按照OECD測算口徑，2012-2015年我國宏觀稅負23.4%，而2014年OECD國家平均水平為35.5%;小口徑宏觀稅負是指稅收收入占GDP比重，2012-2015年我國宏觀稅負18.5%左右，并逐年下降，按照IMF數據測算，2013年發達國家為25.9%，發展中國家為20.4%。

此外，我國企業所得稅稅率為25%，高新技術企業適用15%稅率，世界上征收企業所得稅的126個國家標準稅率平均為23.7%，歐盟國家所得稅標準稅率平均為22.1%，OECD國家平均為24.8%;我國增值稅標準稅率為17%，還有13%、11%和6%的低檔稅率，實行增值稅國家標準稅率平均為15.7%，歐盟國家增值稅標準稅率平均為21.6%。

綜上可以看出，我國的宏觀稅負水平總體上還是比較低的。當然，由于不同稅種的計稅依據不一，稅率設定不同，對企業而言，衡量企業稅負的輕或重，不能簡單片面只看稅率的高低，稅率并不等于稅負，應當從多維度綜合衡量。

三、稅負的結構性分析

從稅負構成及承擔者來看，我國企業承擔了90%以上的各種稅費，個人承擔的各類稅費占比不足10%。一方面是由目前我國以流轉稅為主體的稅制結構所決定;另一方面也使企業對稅(費)負敏感，尤其是經濟下行壓力加大、企業盈利能力變弱時，企業自然會感覺稅費負擔重。相比較而言，西方國家個人所得稅和社會保險稅(費)占比較高，企業直接負擔的稅費顯得并不高。

從稅負的轉嫁性來看，收費往往與政府提供公共產品或服務有關，與企業具體的經營活動相關聯，難以轉嫁;占我國稅收收入比重三分之二左右的流轉稅，由于依附于價格，受市場供求關系的影響，可以實現轉嫁，納稅人與負稅人分離，企業只履行繳稅義務，并非負擔者。流轉稅為主體的稅制結構會導致按照世界銀行公布的“總稅率”指標計算的企業稅負虛高。至于流轉稅的累退性，可以通過稅制結構優化完成，但也是一個漸進的過程。

四、完善我國宏觀稅負的幾點思考

一是推進清費立稅進程。加大費改稅力度，切實將適合稅收形式征繳的收費項目、基金項目改為稅收;在大力推進稅制改革的進程中，適時將某些收費項目并入到稅改方案中，統籌實施;在構建財稅體制框架結構中，通過費改稅，健全地方稅體系，確保地方財源穩固。

二是加大減稅降負力度。在明晰政府事權和規范政府支出的前提下，控制政府規模膨脹，減少政府對社會資源的強制占有和使用的份額，著力把握好減稅降負主基調，為刺激企業投資增長、增加居民收入水平以及擴大消費能力，預留空間。妥善處理好政府與市場以及相互間資源占有和分配使用的關系，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主導地位，為企業和市場松綁，為經濟發展增添活力。

三是逐步提高直接稅的比重。借營改增減稅之機，進一步提高直接稅比重，加快推進個人所得稅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稅制改革，積極研究房地產稅立法，擴大企業所得稅稅基，規范稅前扣除。通過稅制改革，為政府實施精準調控預留空間。

早前報道

李煒光：別等到企業過不下去了再減稅

來源：新京報

最近一段時間，關于福耀集團董事長曹德旺投資10億元在美國建汽車玻璃廠的新聞，在國內外引發了強烈反響。曹德旺稱，“除了人力，中國什么都比美國貴”。他特別指出，中國制造業的成本太高，其中最高是增值稅。聯想到之前李嘉誠拋售內地資產，很多人稱“曹德旺也要跑了”。雖然曹德旺稱，公開講稅負，只為提醒危機感，他的重心仍在中國。但是，此事還是頗為值得反思——中國制造業的稅到底高到了什么程度?是否已經關系到企業的生死存亡?對此，新京報記者采訪了天津財經大學財政學科首席教授李煒光。

“死亡稅率”并不夸張

新京報：目前我國企業的實際稅費負擔率接近40%的水平，您稱這么高的稅費負擔為“死亡稅率”。昨天卻有學者稱，您這個說法有點夸張，“死亡稅率”的說法是不是真的夸張了呢?

李煒光：我也希望我的結論是夸張的，但是我的調研是有樣本的，也是有數據的。任何人想反駁我都可以，希望拿出具體的數據來反駁。而且，即使拿數據，也要厘清征費與征稅占利潤的比例具體是多少，如果說征完稅或者費之后，企業沒多少留利了，甚至在虧損，有人還說稅負不高，我覺得沒什么說服力。

征稅這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。征稅只要為企業留一點利，企業總是會生存與發展下去的。而現在的利潤率，企業普遍反映不高，這說明，我們現在進入了一個低利潤率的時代。我們不是說要把企業逼死了才要減稅，那時候什么事就都晚了。

新京報：最近這些年您一直在呼吁減稅，減稅是不是已經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?

李煒光：事實上，我更加傾向于用“輕稅”這個詞。因為減稅只是一個政策，今天減明天可能就增回去了。而眼下，我們需要的是建立一個長效的“輕稅機制”。特別是經濟衰退的時候，尤其需要減稅甚至退稅。

就拿美國來說，特朗普為何能在此次美國大選中獲勝，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他提倡減稅，計劃在未來十年內將稅收減少4.4萬億美元。這樣做，實際上說到了選民的心坎里。美國制造業雖然近年來萎靡不振，也沒到完全癱瘓的地步。那么，此時難道說就不應該呼吁減稅嗎?顯然不是。

里根輕稅政策至今影響美國

新京報：怎樣的環境，才能激發企業家的創造力?

李煒光：企業家創業、創新，都需要有一個輕稅的環境。亞當·斯密早就指出，市場經濟認輕稅不認重稅。這些年來，美國雖然也試圖在醫療方面進行改革，但是，他們的道路走得也不暢快。不過，美國很快意識到了這其中的問題，馬上進行了調整——特朗普的減稅其實就是調整。在這方面，美國還是比較靈活的。

事實上，不同于西歐高福利國家，美國的減稅力度在里根時代就很大，直至今天，美國都在享受里根時代的減稅紅利，里根政府甚至引領了上世紀80年代全球性的減稅運動。實施這種減稅政策，一則，帶來了經濟的繁榮;二則，帶來了新技術與信息革命，包括我們現在說的數字技術繁榮，都跟當年主張減稅的里根經濟學有直接關系。

所以，再回過頭來看中國的問題，千萬別等到企業過不下去了再減稅，那就晚了。我們希望建立一個偏輕的、適當的，有利于企業家發展、創新、創業的環境。我們不能說一方面鼓勵大家投資與創新，一方面又用很重的稅制套在企業家頭上。

算稅負不能玩“數字游戲”

新京報：有學者認為，因為稅制不同，美國以家庭、個人繳稅為主，企業繳稅為輔;而中國主要對企業征收，因此有中國企業繳稅更多的印象。您認同這個觀點嗎?

李煒光：中國企業繳的稅比美國企業多，這不是印象、表象，而是事實。這種對比恰恰說明了中美兩國企業之間的差距。在生產、消費、分配、交換這幾個環節中，美國的稅制主要是在調節后兩部分，主要征收所得稅與部分財產稅，并不征收流轉稅。在美國，企業有利潤才征稅，沒利潤不征稅，企業自由發展度很高。我們的稅制與之沒什么可比性。

現在說的中國企業稅負重，是一個整體概念，其中包括各種稅以及各種企業必須繳納的費。用這些稅費除以商業凈利潤，我們就可以算出，中國企業的稅率到底是多少了。這些數據都是公開的，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算一算。

但是，如果用營業收入做分母，用稅費除以營業收入，那顯然，企業的稅率就很低，因為營業收入肯定會高于凈利潤。一些地方政府、機構或者個別學者，經常喜歡用營業收入做分母計算企業稅率有多少，這沒有多大意義。在這樣的基礎上計算稅率，顯示出來的稅率卻很低，好像企業沒什么負擔。可實際情況卻可能是，企業沒什么利潤甚至虧損了。算稅負重不重，不能玩數字游戲。

有些人一直在強調中國企業的稅負并不高，這幾天，曹德旺、宗慶后等一批優秀企業家站出來質疑，他們終于發聲了。那么，信誰呢?我信企業家，畢竟他們在商場里摸爬滾打了幾十年，最有發言權。

稅負高不高?要問企業家

新京報：您在接受采訪時提到過，有位女企業家談到稅負重，在調研會上號啕大哭，這反映的是當下一些企業家普遍的感受嗎?

李煒光：這件事發生在大連，百分之百是真實的。這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，當時她在哭的時候，在座很多企業家也在掉淚，我們這些調研人員心理也很難受，結果將“調研會”開成了“訴苦會”。會上，很多企業家感嘆現在辦企業實在是太難了。作為學者我也認為，我們的企業家不該在這樣的環境里創業、發展。

說到底，一些政策到底有多好，最終的檢驗者還是企業。有些地方一直在宣稱自己的政策有多好，有些學者也一直在替一些政府部門說話，但是，如果這個地方的企業都要過不下去了，你能說這個地方的政策有多好嗎?我們還是要看企業家的感受。

中國經濟還是一個新經濟體，中國經濟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，不能現在就讓人感覺舉步維艱。目前，我之所以一直在呼吁實行輕稅制，也是希望釋放我們這個新經濟體內部尚未發揮出來的潛力。經過改革開放這些年，我們好不容易生長出一批比較成功的企業，還沒長成參天大樹呢，大家就要去美國發展，這對我們這個非常有前景的經濟體來說，是非常不利的。說實話，我們的好日子還沒開始呢，企業家們就開始悲觀，資本就開始出走，未來三十年怎么發展?

營改增后，生產企業1/3流轉稅無法轉嫁

新京報：曹德旺提出，現在企業最大負擔是增值稅。那么，除了增值稅之外，還有哪些稅負比較重?稅負不合理集中體現在哪些方面?

李煒光：眼下稅負不合理主要反映在這幾個方面。一是，所得稅比較重，所得稅還存在下調空間。企業家反映所得稅重，是我們在調研之前所沒想到的，因為所得稅是非常小的一個稅種，但顯然這類“不起眼”的稅在征收過程中給企業家帶來了較大的困擾。所得稅涉及企業留利多少的問題，不是說企業留利多就都拿去消費了，企業家會有自己的打算，未來的投資創業、技術創新，都需要給企業家留下充足的資金。所以，我們主張所得稅也應該減輕。

二是，勞務稅比較高。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什么是勞務稅，勞務稅說白了就是“五險一金”。現在，在會計記賬上，我們是將五險一金當作職工福利的。但其實，五險一金是企業的一個稅費，很多人沒意識到這個問題。在國外，“五險一金”始終被算作稅，只要是企業主為員工繳納的保險，這都屬于勞務稅。世界各國都是如此，中國也不應該忽視這個問題。

世界銀行每年會公布一個“世界發展指數”，其中有一個總稅率的概念。所謂“總稅率”，指的是企業稅收和各種強制性繳費，總稅率的第二項就是“勞務稅”。2016年的總稅率已經發布了，中國的總稅率又回到了68%的高位。其中，48.8%是勞務稅，而2016年勞務稅的世界平均水平僅為16.3%。我們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，你說我們的勞務稅高不高。目前，這個勞務稅是企業主非常受困擾的一個方面。其實，現在還沒有完全足額繳納，這要是足額繳納，企業更受不了。我們主張，五險一金還是要減一些，但這并不意味著職工的福利要受到損失。對此，政府可以減少不必要的投資，或者減少不必要的行政管理支出，從這些方面來降低企業的五險一金繳納。

而且，所有與房地產相關的稅費，也都應下調。現在，只要跟房地產相關的稅費其實都很重，這都構成了企業的成本。此外，還有一些零零碎碎的其他稅費，也不少。

我需要強調的是，企業還有一個負擔是營改增之后，流轉稅這塊。現在，很多數據證明營改增之后，企業的負擔輕了，我調研的結果卻不是這樣。按照道理來說，生產企業的流轉稅應該轉嫁出去，但是，目前我們國家的生產企業大約有三分之一的流轉稅轉嫁不出去。一旦轉嫁不出去，這都會成為企業實際上的稅收負擔。將這部分算在企業總稅率的分子上，然后再除以企業的凈利潤，就會清楚看到企業的負擔到底有多重。有時候，企業虧得都一塌糊涂了，但是稅卻樣樣都得交，哪個也跑不了。

政府扶持不出好企業

新京報：稅負改革，現實中存在什么阻力?

李煒光：今年7月26日，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，首提“降低宏觀稅率”。這其實也表明，降低稅負在政策層面不存在任何問題。其實，無論從政策層面來看還是從道德層面來看，減稅、實行輕稅制，全國上下、各行各業早已達成共識。但是，現實中很多事情往往等到做的時候就變成了另外一種樣子。支持改革、降低稅負，這都沒有任何分歧，可是一到具體的實踐層面，往往南轅北轍。

新京報：除了稅負，您認為民營企業面臨的其他問題是什么?

李煒光：其實，我們也不必為民營企業家操太多的心。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，市場上早就練出了一批精明強干的民營企業家，他們相當有學識、有水平、有能力。現實中，我接觸過特別多出色的民營企業家，很多高校的教授未必比他們懂市場。他們的人生故事相當精彩、經歷也很傳奇，中國有這樣一些企業家，特別讓人感到踏實，能讓人看到希望。

但是，企業家面臨的問題往往不在市場，而在于不當的干預、沉重的賦稅。38年市場經濟給企業家帶來的最大經驗，就是要給企業家以自由，給他們創造與發展的空間，不要干預他們，他們自己能搞定一切。很多時候，不要他們擔心創新不足、結構不合理，政府越去干預企業家，往往越干預不好。我一直認為，政府的干預，十有八九都是失敗的。從政府角度講，對企業就要提供“大環境”，少去干預、減輕稅負，甚至少去扶持。好企業家都不是扶持出來的，政府也扶持不出好的企業家。曹德旺、馬云，顯然都不是扶持出來的。

稅費要適當，同時要偏輕，這是我主張的政策。當然，這需要研究，什么是適當征稅、什么是偏輕，征百分之幾算少、征百分之幾算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