據平安天津7月7日通報：趙威，網名考拉，女，24歲，河南省濟源市人，因涉嫌違法犯罪于2015年被依法采取刑事強制措施，后經檢察機關依法批準逮捕。鑒于趙威對自己涉嫌違法犯罪的事實供認不諱且態度較好，經本人申請，公安機關同意變更刑事強制措施為取保候審。

據了解，北京鋒銳律師事務律所7名“人權律師”或助理于2015年1月被正式逮捕，這7人被指控犯有顛覆國家政權罪或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。遭到前一指控的包括鋒銳律所主任周世鋒，遭后一指控的為4人，其中包括趙威。該團伙自2012年7月以來，先后組織策劃炒作40余起敏感案事件、嚴重擾亂社會秩序。

7月7日晚20時許，趙威在其微博@考拉就是考拉上發表公開信對此前“天真幼稚”的行為表示深刻悔悟和反省。她稱，其供職機構名義上是做“反酷刑”研究，實際上是通過資助項目來搜集、整理一些國內敏感案事件的資料并進行炒作，借此抨擊中國的司法體制和社會制度、鼓動改變現行體制。他們組織的所謂“研討會”無非是給“維權律師”和敏感人士提供認識和交流平臺，使這些人成為他們在中國進行滲透和平演變的幫手和棋子。

趙威說：“我真的沒想到自己的行為恰恰在背叛自己的理想，傷害自己最熱愛的祖國，不經意間使自己成為別有用心的人的棋子。”

微博全文如下：

在澳大利亞桉樹林中有一種動物，人們稱它“考拉”。它性情溫順、體態憨厚、行動遲緩，每天能在樹上呆上十七八個小時，悠然自得。有可以依賴的樹，慢慢悠悠，這是我很喜歡的一種感覺，所以我的網名也叫“考拉”。但與“考拉”有所不同的是，我心中裝有滿滿的追求與夢想，夢寐以求通過自己的能力，成為一個對社會有益、對社會有所貢獻的人。

在大學里，我學的是新聞專業。當一名記者或者媒體人，可能是選擇這個專業的學生共同愿望。所以，還在大學的時候，我就開始在網站實習，憧憬未來。

有人說，人生如戲，而我認為，人生更像新聞里的現場直播。很多東西，根本來不及想清楚、問明白，該發生的就這樣沒有預見地發生了，比如，愛情、婚姻、事業……

之所以在此刻談到愛情婚姻、事業追求，就是因為它們與我今天的命運相互交集，讓我的人生出現了拐點，甚至走了彎路。這也是我今天為什么想要用公開信的方式，與朋友親人分享我心路歷程的重要原因。誰又能想到一個90后女孩、年僅24歲的我，正在生命之花綻放得最美的時刻，命運為何要如此捉弄?難道真的是不經歷風雨，就不能見彩虹么?

一年的時間很長，也很短，而我要感謝這一年的經歷。365天，365個日夜，朝著自己的夢想一路狂奔的我終于安靜下來，觀望自己的內心，觀望自己的理想，觀望自己來時的路，請允許我穿越時光，也請允許我跳躍過一些人生的篇章，回到我從一名熱血青年踏進社會的那個時刻。因為，人有時候是會逃避現實的。而有些東西，只有內心獨自承受。好吧，我承認，我不僅是個熱血青年，也曾經是一個憤青，我覺得我滿正能量的，這種激蕩的風格仿佛與我溫順柔弱的外表有些格格不入。

與同齡女孩相比，我曾經是一個格格不入的獨立獨行者。90后出生的孩子，一出生就享受著改革開放帶來的利基和福祉，與生俱來的恩賜，使我們并不懂得艱辛歲月里前輩的開墾付出，亦缺失一顆感恩的心。世人都說90后是垮掉的一代，而我并不甘心成為垮掉的一員，我是這個群體里的叛逆者，我想為自己，為我們這代人正名!在我的意識里，我有志將視角投射于社會大眾，投射于承擔我們這代人對國家、社會的責任和擔當，這是我一直以來所受的學校、家庭教育教會我的家國情懷和樸素的社會責任感。

我關注著社會的公平、正義，關注著社會公益活動，這種關注，就像命中的一種注定，把我的視線引領到了表面正義的“維權律師”群體。我從開始網上關注聲援他們的活動，到主動參加他們組織的一些所謂公益活動和聲援、研討會等。直到2014年10月的某一天，我獨自背起行囊，離開自己居住并熟悉的城市，來到首都北京。經人引薦后，擔任北京高文律師事務所李和平律師的助理。那一刻，我想，夢想終于照進現實，新的人生就此啟航了。

可想而知我對這個新的職業是如何珍視，簡直是如獲至寶。不是學法律出身的我，竭盡全力施展能力和才華，對李和平律師也是忠心耿耿。我的工作主要就是幫他整理案例素材、參與他的各種社會活動。我當時覺得，躋身京城律師圈，能協助辦理那些全國乃至全世界關注的案件，是多么幸運的事情，甚至都沒有去想李和平為什么要答應給我這個助理一份高額的薪酬。直到數月之后，我在幫李和平辦理一些項目時才明白，原來這些項目的資金包括我的工資都是某境外機構資助的。

這家機構名義上是做“反酷刑”的研究，實際上是通過資助項目來搜集、整理一些國內敏感案事件的資料并進行炒作，借此抨擊中國的司法體制和社會制度、鼓動改變現行體制、實現中國和平轉型。他們組織的所謂的“研討會”無非是給“維權律師”和敏感人士提供認識和交流平臺，使這些人成為他們在中國進行滲透和平演變的幫手和棋子。

李和平律師就是在為這家機構工作。并且，在我應聘工作時，李律師對我隱瞞了這一點。有一次我陪同李律師去參加一個活動，他要求我通過個人微博發布消息，制造輿論影響。剛開始我還認為他是老板，自己懶得發才讓我發，現在才明白他是刻意在規避風險。時間久了，我便覺得李和平的工作和為人越來越不對勁，隨后我向他提出辭職。這時候，他應該結清拖欠我的3個月工資，但他說是因為國外機構不再支付我的工資，他那也無法支付。我很氣氛(編者注：氣憤)，也覺得非常失望。

如今，我好嘲笑自己的天真幼稚，為李和平律師工作期間，對他忠心不二，他所交代的工作我照單全收，沒有任何分辨思考，還曾為所謂“維權律師”、“民主人士”群體鼓與呼、支持與聲援，還以為這是熱愛國家、心懷公益。這種被利用的感覺讓我揪心痛楚。我真的沒想到自己的行為恰恰在背叛自己的理想，傷害自己最熱愛的祖國，不經意間使自己成為別有用心的人的棋子。

我對自己年輕單純、涉世未深、偏執盲目鑄成的大錯感到追悔莫及，并真心悔悟，我愿為我的過錯承擔責任，今后我將告別舊我，不負韶華，給大家展現一個全新的考拉。